天津教案 (第2/2页)

上报的大量相关文件后，并没有急于下结论。先是派人去“仁慈堂”搜遍了每一个角落，没有找到所谓的“实验室”，也没发现民众传说的“取脑、剜眼、剖心”制药的地方，又找了部分仁善堂的妇女、孩子做了调查和口供，仍然找不到一个目击证人和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洋人拐走过孩子，倒是有由各自家庭送来养育的证明。

    当曾国藩再次当面提审抓到的那个说是受洋人指示的人贩子武兰珍时，问世谁给他的迷药，他支支吾吾回答不出来，最后口供是武兰珍幼稚的认为清政府一直以来惧怕洋人，而他只要说后台是洋人，抓他的人就会因为害怕洋人而把他放掉。

    这三点质疑，曾国藩推定所谓“挖眼剖心，全系谣言”，也是据此结案的有力论据。

    虽然调查清楚天津教案并不难，事情也已经水落石出，但关键是你得给洋人一个满意的答复，给朝廷一个合适的台阶，给百姓一个合理的交代。作为大清当朝权臣，曾国藩爱惜自己的羽毛，清楚不能得罪洋人，因为大清打不过，立名太难；但也想为国尽忠，也不能得罪百姓，因为百姓伤不起，生活太苦。所以这时候就只能牺牲自己，即使会黯然收场。

    权衡好弊利，曾国藩宣判杀人放火的20“暴徒”死刑、25人流放，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天津知府和天津县令被革职，后又发配黑龙江，赔偿白银五十万两。全部按大清法律程序处理，但是洋人依旧咄咄逼人，不满足于对天津知府和天津县令革职和流放，要求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和将军陈国端三人抵命，曾国藩此时亮明了自己底线，用官员来抵命那是不可能的，直接的凶手我已经全部处理了，该杀的杀该判的判，歉也道了，如果你们非得还要得寸进尺，那我也不管了，洋人也只好作罢。

    随后，曾国藩整理了一份奏报，即《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其中明确指出“杀孩坏尸、采生配药”纯属谣言。

    朝廷接收到奏报后，慈禧要人当着众臣宣读了这份奏折。

    大清群臣对曾国藩办案做出的这个结论群情激愤，议论纷纷。

    有人站出来说：“无论这件事情是对错和是非，有关大清在国际上的声誉，如果在这个问题我们不坚持是洋人的错误，那么国际上会认为一开始就是我们政府错了，政府怎么能错呢？”

    底下有大臣纷纷附和。

    而慈禧对这个处理结果很满意，现在全部舆论都攻击曾国藩，而把慈禧和朝廷置之度外，把肇事百姓当“暴徒”杀掉的，是他曾国藩；拒绝按洋人的要求办理的，也是他曾国藩。而不是慈禧太后和大清朝廷，洋人满不满意，老百姓有没有怒火，一切都可以推到曾国藩的身上。

    慈禧露出了久违的微笑，她对满朝大臣说道：此案就此完结。

    朝廷这边算是交代清楚了，接下来，曾国藩安排人在天津发布了官方公告，并做出了解释：洋人在整个事件中，治病救人这点大家是有目共睹，的确夹带了传播基督教、教堂中也的确有婴儿死亡，但是这种死亡从数据来看并非他们有意为之。而暴徒们故意煽动民众情绪，做出的过激行为都将依法处置。

    曾国藩想尽可能的让百姓跟百官满意，但天津百姓百官对他“诟詈之声大作”。

    曾国藩做的没错、说的也没错，但错就错在这锅依旧在你背上，你这个“曾剃头”一下杀掉20人、流放25人；其次，朝廷百官怒不可遏，“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甚至，连曾国藩的老家，都掀了天，乡绅们怒砸曾国藩的家宅。曾国藩不是已经在奏折中替天津百姓说话了吗？他不是也指出洋人的问题了吗？原因是局面如此，曾国藩这些话根本没啥用。而即便是这些没啥用的话，大清朝廷发出的《邸报》里，还全给删掉了。于是，曾国藩必须是屠杀无辜百姓、取悦洋人的大“汉jianian”，只能在骂名中亦步亦趋。

    左宗棠也写信过来，对他大骂：涤生你这个处置方式，让我们百姓造成误会和恐惧，洋人侵犯我们主权还干涉我们内政，你怎么不管管他们呢？

    曾国藩没有理会，我们除了对洋人进行强烈谴责之外，还能怎么样呢？这战如果能打赢，他们的战船还能在天津停靠架起大炮吗？

    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

    ——《曾国藩家书》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省馆所书楹帖被毁，曾国藩背负骂名，深知其中和战利害，认为是自引其咎，而且病情开始加重，于是召来李鸿章继续安抚民心，津案于九月间正式议结。

    而在天津教案将了未了之时，慈禧和大清朝廷便免了曾国藩的直隶总督，让他出任两江总督。慈禧和朝廷，也算给了天津百姓一个交代。

    历史的进步总是要人负重前行的，甚至是负骂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