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 (第1/2页)

    同治九年五月初（1870年6月），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容的中国儿童因发生瘟疫大批死亡，教堂将尸体葬于河东盐坨之地，每二三人一棺，尸骸暴露，惨不忍睹，引起天津群众愤恨。

    当时国内儿童死亡率本来就高。

    望海堂收留的儿童，主要是无依无靠的孤儿，很多孩子营养不良，甚至患有疾病，而且当时天津赶上了传染病。

    但是当时的国人认为洋人抢了自己的土地，在抢来的土地上修了教堂没完没了的传教，还把原来的望海寺和崇禧观给毁了，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洋人满大街地寻找和收留中国儿童。

    所以，洋人一切行为都是错的，国内一切问题都是洋人的阴谋。

    中国人集体仇视洋人、恐惧洋人和不理解洋人，特别是满大街的洋人传教士。接下来的事情，则是局面激化。死掉的儿童被草草掩埋，之后却被野狗挖出来，弄得肢体残缺、惨不忍睹。这种惨况，被当时的天津百姓看到了，于是，天主教挖眼剖心、洋人用儿童眼睛制药的说法，立即甚嚣尘上。恰在此时，有人抓了两个人贩子，并从他们身上搜出了迷药，一个叫武兰珍人贩子则说迷药就是望海楼教堂给的。于是，群情再一次激愤，从愿意相信变成了真的相信。老百姓找到地方官员，讨要说法。

    大清官员一直也憋着火。同治年间各地教案不下上百起，清政府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屈服。政府可以是一台冷酷的机器，而官员可是有血有rou的人。所以，官员早就不满了，却又不敢当面发作。老百姓不吃朝廷俸禄，从不惯着洋人，自然该出手时就出手。所以，大清官员是表面顺从却暗中反洋，而大清百姓则是快意恩仇且明着反洋。

    从天津知府张光藻到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表面上都在想办法在息事宁人，但却在暗中把事情搞大，他们自己不敢反抗，就怂恿老百姓出来当枪使。于是贴出了告示说：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该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此等情形，凶惨已极。

    张光藻的确没说这事跟望海楼教堂有什么关系，但老百姓是很容易被煽动的。

    把关于洋人的谣言、告示的“风闻”，还有人贩子的供述，以及死去的孩子联系在一起，大家得出的结论是：这事一定是望海楼教堂干的。天津百姓立即包围了法国教堂，质问洋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传教士对于这些指控当然不认，看着气势汹汹的老百姓不敢妄动，只得向领事馆求救。

    法国驻天津总领事丰大业找到天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要求清廷派兵镇压天津围困教堂的百姓。崇厚本在洋人面前一直是软骨头，但这次却坚定的拒绝了。

    丰大业被崇厚的拒绝彻底激怒了，我们船舰跟大炮在后头架着，你们居然不照法兰西帝国的要求办。丰大业掏出手枪对着崇厚直接开枪。虽然没打中，但谈判谈崩了。气急败坏的丰大业自己带人赶往教堂。此时，正好赶上天津知县刘杰前来疏散群众。丰大业指责天津知县办事不利，接着又掏出枪来，对着刘杰就打，打伤了刘杰的家丁。

    一个洋人在我们自己地盘上，还敢这么干，天津老百姓是有血性的，也开始玩命了，群起而攻之当场打死了丰大业和他的秘书。之后，又冲进教堂，打死神父2名、修女10名（有史记载jianian杀）、法国商人2名、俄国人3名，仍然不解气，又一口气烧毁望海楼天主教堂在内的六座教堂，以及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此事震惊中外。

    天津教案发生之后，法国联合英国、美国等列强，要求清政府严惩天津官员并要求直接负责官员为丰大业抵命。软弱无能的朝廷和慈禧太后讨论来讨论去，很矛盾，民心的确可畏，太平天国的教训历历在目；但是洋人也不好惹，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让慈禧心有余悸。一面是群情激愤的百姓，一面是咄咄逼人的洋人，从朝廷角度来说不管怎么处理，结果都不会尽如人意。但是这个事情总要找人背锅，谁去背合适呢？那自然是曾国藩。

    慈禧细长的眼睛露出一道寒冷的光，下令传直隶总督曾国藩去处理此事，但又给出的原则是“消弭衅端、委曲求全”。

    在官场、战场摸爬滚打多年的曾国藩心里难道不明白这是坑吗？他当然明白。既然明白那不跳总可以把？曾国藩还真有理由不跳，因为天津教案发生之前，曾国藩就一直生病，而且还比较严重，的确心有余而力不足。

    但挖坑人慈禧不答应、大清朝廷不答应。你生病了，那就等你病好再去处理吧。处理好了，那这个矛盾就解决了；处理不好，你从而身败名裂，正好借这个机会把你跟权力核心部门的湘军一锅端了。

    曾国藩在保定驻地沉思了几天后接到两道上谕的催办，于六月十日到达天津接手这烂摊子。

    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他非常冷静，听取天津官员汇报以及亲自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