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谷和噩耗 (第2/2页)

喝高了。平时本来就相互看对方不爽，双方借着酒劲发生了冲突动起手来，绿营人多一点，将湘勇打伤。

    事情传到曾国藩那里后，他认为这群绿营本来就是本地兵油子，现在仗势欺负外地人，这次必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于是发了文书要求鲍起豹处理带头闹事的绿营兵，以杜绝私斗的风气。

    官二代鲍起豹从来就看不起土包子曾国藩，这次双方打架本是互殴，算不上谁欺负谁，但曾国藩好歹是二品京官，不便正面硬抗，于是鲍起豹心生一计，找来副将清德，要他安排人把带头的几个绿营兵捆送到曾国藩的公馆去。回营后又要人散布消息称：湘勇跟绿营兵喝酒斗殴，湘勇打输了，曾国藩偏袒湘勇，而要严惩绿营兵中这几个兄弟。

    这招戳到绿营兵的痛处了，平时你曾国藩对我们指手画脚我们当兵的就忍了，这次你就太过分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绿营一传十，十传百，顿时群情激愤，纷纷上街游行，要求曾国藩释放绿营兵。

    鲍起豹再次暗中煽风点火，推波助澜，长沙城的舆论一时大乱。

    几天后，一群气势汹汹拿着兵器的绿营兵冲进巡抚衙门，曾国藩正在衙门内处理公文，他的随从上前阻拦，被砍伤。

    曾国藩见势不妙，就往从湖北调任湖南不久的巡抚骆秉章办公室跑。其实他的公馆和骆秉章的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按道理早就听到了声响，可是直到曾国藩跑去敲骆秉章的门，这糟老头子才故作惊讶出面调停。

    带头的绿营兵见是骆巡抚出来了，立马让其他人规规矩矩站好敬礼。

    骆秉章刚任巡抚的时候，就不满曾国藩擅自办案的作风，认为曾国藩把他这个巡抚给架空了，但由于是曾国藩是朝廷红人，办的又是公事，骆秉章不好发作，这次借这个机会正好灭灭曾国藩的威风。

    骆秉章让人把之前被捆起来的绿营兵带来，当着曾国藩的面，亲自为他们松绑，还装模作样跟他们道歉，说他们受了委屈，然后恭恭敬敬的把他们送了出去。

    曾国藩见骆秉章这穿帮明显的拙劣演技，气坏了，说骆巡抚你真是糊涂，这群兵油子擅闯省府衙门，你不但不管，居然把打人的犯罪嫌疑人放了，还假惺惺给他们道歉，这不是善恶不分吗？

    骆秉章却笑着说：“曾大人，在这里这些日子，你的确也很不容易，年纪轻轻就是朝廷大员，作为武装部长既要练兵打战，还要cao心地方办案这样的琐事，可能你对于地方的治理和政治生态没有什么经验，但是我们还是要接地气啊，不能因为一时的意气跟绿营伤了和气，以后为国打仗剿灭长毛，恐怕还都要靠他们啊。”

    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留下目瞪口呆的曾国藩。

    一个国家中央部级干部，被几个新兵拿刀威胁，还被巡抚给放了，这简直是奇耻大辱，连曾国藩的部将塔齐布都看不下去，悄悄凑在曾国藩耳边说：大人，这巡抚和提督分明是串通好的，不如我们把这个情况如实上奏朝廷。

    曾国藩摆了摆手：算了，国家大敌当前，我们先不能计较个人恩怨。

    他内心明白，自己已经得罪了湖南官场，即使折子上去，下回肯定还有人给自己挖坑下绊子，虽然搞政治斗争是自己的强项，但这样内耗下去无非也是两败俱伤收场，理智让曾国藩克制自己的愤怒。

    再在长沙呆下去这面子肯定是没有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曾国藩一番思考后作出决定，把湘勇带往衡州的演武坪去cao练。

    演武坪原为古代练兵场，衡州城小西门外蒸水南岸，有一片宽阔的荒地，当地百姓称之为演武坪。这是当年明末吴三桂在衡州称帝时，为练兵而开辟的，后来便成为历代驻军的cao练场，但演武坪并未有给吴三桂带来好运，在衡称帝失败后，演武坪一度归于沉寂，两百多年后，随着曾国藩的到来，演武坪又渐渐热闹起来。

    曾国藩把他带来的一千多号乡勇，安扎在演武坪旁边的桑园街，指挥所设在桑园街上一栋赵姓祠堂里，平日里cao练兵马，煞是威武，除了cao练步军之外，曾国藩还在不远的湘江河上大练水师，每日里战船穿梭，杀声震天。

    曾国藩原以为离开长沙纷扰到衡阳来练兵，一切都会好起来，可真正搬到演武坪之后，发现办团练过程比之前遭受排挤，还要困难。

    一是手中没有实权。咸丰皇帝对他的任命是：“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也就是说，曾国藩仅仅是湖南巡抚的副手，湖南巡抚是从二品，曾国藩是正二品，从级别上来看曾国藩比巡抚要高一级，但按照清朝的官制规定，丁忧在籍的官员，手中没有任何实权，也不能插手地方政务，权力还不如临时工左宗棠。

    二是没有经费。按照朝廷的规定，地方团练大臣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经费问题。在任何一个时代，并不是你图有漂亮的口号，光谈人生的理想这种画饼洗脑似的管理，那叫传销，钱才是能激发人动力最现实的因素，没钱谁来帮你打工呢？

    三是人才稀缺。曾国藩虽然是湖南人，本来有一定的人脉基础，但他一直在京城为官，加上刚掀完湖南官员的桌子打完脸，这时候没人愿意帮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光杆司令。

    但这些困难都难不倒能人曾国藩。1853年8月，曾国藩依靠在湖南的师徒、亲戚、好友等各种人际关系不断扩大湘勇数量，从而也筛选了一批知识分子和军事人才。

    时任广西提督的向荣领兵到湖南追击太平军时，一名叫鲍超伙夫因在永安之战上身负重伤，不能行动，于是留在广西疗伤。待到伤好了，鲍超到湖南长沙去找向荣，四处打听后才得知，向提督已经去南京江宁建立江南大营去了，准备合围太平军。

    盘缠用光的鲍超看见湘军招聘广告后，也报了名，之后被分到隶属水师杨岳斌部任哨官，成为湘军未来的一名悍将。

    人是勉强有了，部队要训练出战斗力，仍然需要更多的经费，朝廷一分钱都不给，湖南这些官员都在等着看曾国藩的出丑，想找他们要更不可能。好在朝廷虽然不给钱，总算还是给了点政策。湘军可以通过“捐输”、“厘金”、“杂捐”等手段来筹集经费。意思就是湘军可以通过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来养活自己，还会搞点走私活动和贩卖私盐，由于湖南的经济不太发达，所以湘军靠着“三乱”也只能勉强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但是水师强化需要装备火炮，当时最先进的火炮是洋炮，价格及其昂贵，湘军的军费仅能解决温饱，没有钱买洋炮怎么办呢？

    曾国藩心一横，派人把从广东海关解往江南大营的四万两饷银给扣下，然后拿着这四万两银子去广州买洋炮。

    擅自扣押江南大营的饷银，难道曾国藩不怕时任钦差大臣的江南大营总指挥向荣向朝廷告状被处分吗？好在向荣也是有格局的人，他没有因此落井下石。

    曾国藩一开始内心也在挣扎，他当然知道私扣朝廷军饷是重罪，但是这两年来，在湖南官场处处受制于人，看够了白眼，受够了嘲讽，现在只能把自己投入到生死豪赌之中，孤独求胜，必须要用一场胜仗来回击那些看台上的人。如果不买洋炮来武装自己新建立的水师，与太平天国的水师对决湘军很难取胜；买了洋炮，虽然不能说一定能赢，但胜败听天命，至少没有遗憾。再就是赌，以大清国的办事效率，等到这件事查办下来，已经开战了。到那时，如果湘军能取得胜利，朝廷也不会重罚打胜战的部队了。

    不为圣贤，则为禽兽。

    ——唐鉴赠曾国藩《畿辅水利备览》

    可是现实总是比理想要残忍，历史上的战役，书生带兵这一方很少能赢，曾国藩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