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痛的年关 (第2/2页)



    仅仅一天时间，清军就宣布战败，英军仅以零死亡、受伤38人的代价击败了琦善领导的10000多名清军。琦善要求重新谈判，英军才同意暂时停战。

    1月21日，英方公布了《穿鼻草约》的要求，割让香港岛、赔款600万银元。

    赔点钱还勉强可以接收，但是涉及土地割让，这一旦签上自己的名字就是遗臭万年的罪人。琦善害怕了，拒绝签字。

    英军继续以武力威胁，广东提督关天培向总督琦善建议，请求跟朝廷要求增兵，琦善认为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即使朝廷派兵增援，兵败也只是时间问题，于是拒绝。

    1月23日，英军出动2000多人，炮舰18艘，共载400多门洋炮，兵分两路突袭虎门东西两面的穿鼻炮台和大角炮台。

    这次琦善并没有怂，他组织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面对强大的敌人，清军水师英勇不屈，全军覆没；关天培在靖远炮台率兵咬紧牙不断进行强烈的反击，苦战两天，负伤数十处，仍不下前线与英军搏斗，最终英勇战死。清守军牺牲了700多人，两处炮台均失守。

    穿鼻战役后，英国更加嚣张给清政府加压，无奈之下，琦善打算在1841年2月9日签订《穿鼻草约》，此时广东省的大小官员纷纷站出来抨击琦善，强烈要求清廷对琦善进行追责。迫于国内巨大压力，琦善只能再次拒绝签字。

    2月26日，英国以武力强行占据香港，奏折到达北京。

    唐鉴向道光帝弹劾琦善、耆英等人误国，钦差大臣萨迎阿也向道光帝上奏说，这次虎门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琦善对英军的进攻采取消极抵抗，轻易投降。

    道光帝对琦善、耆英的处置还有点犹豫不决，这时候朝上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由于琦善过去一直在朝中人缘极好，而刑部尚书恒春认为，通过调查和广州官员的汇报来看，琦善初期也的确组织了抵抗，并采取了一些措施，虎门战役，清军而兵败的真正原因是敌我实力悬殊过大，清军确实打不过，而且萨迎阿之前就是琦善的下属，现在由于琦善抗英失败朝廷在对他进行追责的时候，萨迎阿在这个时间节点站出来举报琦善，这种行为完全是落井下石。

    恒春跟道光帝说萨迎阿论劾过当，建议将萨迎阿等举报人全部抓起来到公堂对质。

    其他的官员看见朝中六部和各位派系的大佬对于这个被誉为“大清第一外交官”的老好人表示同情，于是交头接耳纷纷赞同书恒春的提议。

    站在恒春前面的文华殿大学士穆彰阿微微点了点头，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其实在满清的统治阶级眼里，中国地大物博，赔点钱，割点地，只要不推翻自己的统治，这些都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琦善作为清政府代表签订的条约，没有道光帝等权力核心人物的支持或者默许，估计再给他十个胆子他也不敢。所以琦善只不过帮朝廷背了个黑锅罢了，大家都心知肚明。

    道光帝心想：既然现在你们都能够理解琦善，那就从轻发落吧。

    曾国藩没有跟着人云亦云，他站出来表示反对，并对满朝官员义正严词的说：

    琦善虽然过去是国家大官，但现在是出卖国家领土的罪人，举报他的官员虽然职位卑微，但是也是国家基层公务员，现在这几个有正义感的官员实名举报国家罪人，我们在座的领导干部不但不保护他，还把他们作为犯人一样的对待，在这样的体制下，还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以后所有的高官是不是都可以胡作非为，任意枉法而无人敢站出来举报？而且皇帝的谕旨写的清清楚楚，只要求会审琦善，而并没有说要会审其他人，如果实在要审讯举报人，那也要先向中央请示，获得批准再抓人。

    曾国藩作为翰林院的检讨，对一个两广总督、甚至可能是自己直接领导的“亲密盟友”进行这么严厉的批评指责，理应跟穆彰阿通一下气。

    但是从穆彰阿惊讶的眼神里看出来，貌似没有。

    因为这个事情触到了曾国藩的底线，琦善作为国家重臣，抵抗侵略者态度消极，战败后不主动承担责任，反而污蔑抗战英雄林则徐，像琦善这种人完全就应该重判。而现在朝廷各官员因为共同利益形成了利益集团，官官相护，互相包庇，连基本的规则、公平、正义都不讲了。在国家大义面前，你们说了都不算，必须要有人对此事负责。

    堂堂正二品的恒春被这位才刚31岁、初出翰林院茅庐、从七品的“政治素人”怼的一言不发。

    恒春还算是有良知的，鉴于曾国藩所说的全部条理充分、思路缜密、逻辑严谨，又是皇帝贴身秘书，他放弃了对琦善的袒护，其他人也都不做声。

    只不过从此，曾国藩在政坛上也被同僚孤立，并视为异类。

    听他们辩论完后，道光帝也不再好说什么，当即下令，将琦善革职并抄家。

    但是对于耆英的处置，道光帝持保留谨慎的态度。毕竟这些条约，每一个我都是知道的，琦善已经被革职了，如果再把耆英赶走，以后打仗打不赢，类似的条约谁还敢去签？黑锅谁来背恐怕一个听话的都没有了。

    道光帝下令：耆英不予追责，继续留用。

    唐鉴因弹劾琦善、耆英这个事件，同样得罪了不少同僚，于是说自己年龄大了，要回家静养。年底向道光帝辞别，从此致仕南归，回到了自己的老家金陵书院专做学问，不问朝政。

    唐鉴离京后，曾国藩还特意为他写了九首七言绝句，其中第九首比较有名：

    送唐镜海先生九首·其九

    枌榆后进谬升堂，习习春风杖履旁。

    此后追陪何日是，镜中吾亦鬓毛苍。

    诗的大意是，我作为家乡的晚辈，做学问还没有入门，您的指点和教诲让我感受到如浴春风，先生现在要南归回故乡了，以后不知道我何时还能再追随陪伴您，时光如流水般的飞逝，再看看镜中的我，如今也开始两鬓发白了。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8月），战败后的清政府被迫派代表耆英同英国璞鼎查在英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战败结束，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悲惨国运开始了。

    列强虽然可恨，但是他们永远只敢侵略弱国，归根到底还是清政府内部体制落后腐朽的原因，落后就要挨打。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表达了他的志向：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